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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的大资本家
“火柴大王” 刘鸿生所生产的“龙游” 牌火柴
何谓“第三种人”
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翁文灏先生曾说：
“中国从前只有二种人， 第一种人在纸上做文章， 第二种人在实地做工作， 彼此几乎不相通， 说话也彼此听不懂， 不用说互相帮助。现在却要有第三种人， 有知识更能实行， 能做工还能研究， 这就是你们工程师。
” （《翁文灏论经济建设》 ， 团结出版社 1989 年版）
这里所谓“第三种人” ， 即如当年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之一）
， 以及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到的凌鸿勋。
这位凌鸿勋大概是我们早已忘却了的历史人物， 早年他曾就读于清末的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即原邮传部的南洋公学）
、 民初的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
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又是继詹天佑之后的中国的“铁路之父” ， 后来他还是交通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 陇海铁路工程局长、 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 天成铁路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 西北公路管理处处长和工务局局长等。
自 1929 年至 1945 年， 他先后从事筑路 16 年， 兴建新路 1000 公里， 测量路线 4000 公里， 管办公路 5000 公里， 对民国时期的铁路和公路建设， 厥功甚伟， 尤其是开发西北、 西南交通， 成就显著， 他还著有《中国铁路志》 、 《十六年筑路生涯》 、 《詹天佑先生年谱》 等。
如评论所说：
“从某种意义而言，凌鸿勋这样的技术专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体现了一种变化趋势， 即超越思想文化领域中体用之争， 将学以致用奉为最高准则， 并且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自主创新和充满爱国热忱， 这是我们考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时不应忘却的历史真相。
” 而认知这些 “历史真相” ，其前提更是应首先认识这些具体的历史人物， 由此， 笔者又联想到了毛泽东曾说过的“不要忘记” 了的诸多“中国工业之父” ， 如“航运之父” 卢作孚。
曾是“少年中国学会” 会友的毛泽东和卢作孚， 他们后来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 但殊途同归， 即他们的一生都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和振兴的。
当年恽代英、 邓中夏和毛泽东选择了苏联革命式的道路， 卢作孚则以为：
“炸弹力量小， 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 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 才使人无法抵抗。
” 这里的所谓“微生物” ， 就是我们曾经鄙薄过
的社会改良和社会改造的事业， 如卢作孚的“实业救国” 、 梁漱溟的“乡 村建设” 、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 ， 等等。
当年卢作孚似乎深知“治大国若烹小鲜” 的道理， 所以他会以为“无论什么事业， 都应"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即要从根本上改造国家， 难免不伤筋动骨， 故为力避不必要的损失， 须从小范围做起（比如他在重庆北碚开展的社会试验）
， 取得了切实可行的经验， 再进行推广和扩大。
当然， “历史真相” 是， 革命的“炸弹”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和悲惨的命运， 尽管如此， “革命救国” 也好， “实业救国” 也好， 都是“充满爱国热忱” 的。
这其中的后者， 即所谓“第三种人” ， 后来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 逐渐式微了， 甚或竟被遗忘了， 论其原因， 可能就如经叔平为《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 一书所写序言中所说的：
“过去我们讲现代史， 总是注意残酷斗争的一面， 而忽略了和平建设的一面，是有一些片面的。
”
“实业救国” 思潮下的实业家们
中国近代历史上， 曾经涌动过一股热烈的“实业救国” 思潮。
如张謇， 这位著名的历史转型之际的“状元资本家” ， 他认为“中国须兴实业， 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 ， 此后， 他目睹时艰， 慨叹京官疆吏不足为谋， 虽科举成名却不愿以此求官，于是另走了一条实业和教育的道路， 创办了“大生” 这家“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工厂” ， 并先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 以及南通大学、 吴淞中国公学、 复旦学院、 南京高等师范、 河海工程学校等众多学校（包括女师、 幼稚园、 中小学、 职业学校、盲哑学校等）
， 还有图书馆、 博物馆、 气象台、 剧院、 公园、 医院等。
再如自奉甚俭、 一生兴办教育投资达千万元之巨的陈嘉庚， 以及人称“万金油大王” 的报业巨子、 文教医药慈善巨子胡文虎。
这里说到办报纸，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进步的资本家也热心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 突出的便是他们特别重视社会公共舆论的建设。
显然， 中国近代史上的报纸对社会的推动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 于是， 四川资本家康心如由早年对《清议报》 、 《新民丛报》 、 《民报》 等的刻骨记忆， 以及自己壮年先后创办《公论日报》 、 《国民公报》 、 《雅言》 、 《民信日报》 、 《中华新报》 但因言论不自由身陷囹圄， 最终悟出“不做官， 不入党， 不办报” 的辛酸体会， 遂“下海” 经商， 一俟马到成功， 却又放不下早年的夙愿， 康氏兄弟（康心如、 康心之）
“复活” 了《国民公报》 ， 使之成为一家四川工商金融界的民办报纸， 继续发出它“民间” 的声音。
还有， 中国化工事业“北范南吴” 的范旭东、 吴蕴初， 以及侯德榜、 李烛尘等， 他们开创了“久大” 、 “永利” 、 “天厨” 、 “天原” 等著名的化工民营企业；
穆藕初， 开创了“德大” 、 “厚生” 、 “豫丰” 等纱厂， 又最早翻译出版了企业管理的经典著作美国泰勒的《科学管理法》 ， 并兴办植棉试验场， 自著《植棉浅说》 ， 发明“七七棉纱机” 等；
还有， 刘国钧的“大成” ； 周学熙的“启新” 、 “华新” ； 荣宗敬、 荣德生兄弟的“茂新” 、 “振新” 、 “福新” 、 “申新” 等纱厂、 面粉厂； 简氏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火柴大王” 刘鸿生的“鸿生” 和“大中华” 、 “大中国” ；
此外， 郭乐， 由一家水果摊发展为仅次于“申新” 的纺织企业以及雄踞上海滩的百货公司“永安” ；
张振勋， 学徒出身， 却矢志“为祖国效力” ， 终以“张裕” 扬名全球， 又一生热心赈捐社会福利和举办学校无数；
排字工人出身却创办了中国规模最大的近代化印刷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 的夏瑞芳；“蓬矢四方， 男儿之志” 、 以革命元老身份转到教育文化救国的陆费逵 （创立了中华书局等）
，终成中国书业和出版界的巨擘；
项松茂的“五洲固本皂” ； 陈万运的“三友” 烛芯和“三角” 毛巾； 都锦生的丝织风景“西湖十景” ； 等等。
以上都是当年竺可桢所说的“第三种人” ， 他们“埋头苦干” ， 不务虚名。
在这支队伍中， 还有科学家丁文江、 翁文灏、 黄万里， 教育家严修、 陶行知、 晏阳初、 任鸿隽， 以及社会活动家梁漱溟、 黄炎培、 章乃器等的身影。
中国近代史上的实业家， 大多涌起于“五四” 爱国运动之后， 当时他们幸逢所谓中国实业的“黄金时代” ， 如方液仙等的“中国国货公司” 的创立等， 这些“老板” 们的发迹史也因此令人颇为感慨不已， 尽管这些历史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过从政的经历， 但他们的历史定位却无一不是他们“真真” 的“事业” “实业救国” 。
一位“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 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 的人
当年的老板， 是怎样的人呢？ 这又让人想到了卢作孚。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或者说他是一个怎样的“资本家” ？ 为什么有人说他“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 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 ？ 在今天卢作孚塑像的所在地重庆北碚公园， 石碑上雕刻着他生前的友人和同志（社会改革家们）
黄炎培、 梁漱溟、 晏阳初等的题词“耐劳耐苦， 大公无私” 、 “公而忘私， 为而不有” 、 “忘我忘家， 绝对无私” 这， 这是说“资本家” 么？
当年《大公报》 的名记者徐盈先生说：
卢作孚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面对着这么为古老陈旧所腐蚀着的社会， 难怪他时常肝火上升。
对他的一代都失望了， 而新的一代又是这么使他不能完全信任， 完全满意。
我想他在说话时， 他为效率而忘记了一切。
” 他不仅仅是精明的实业家， 或者说他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这种人往往是不惜损己利人的， 他们竟会与真正的共产党人不相上下， 比如在私德方面， 卢作孚的个人生活竟如此简朴， 以至于外国记者怎么也看不懂：
“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 他不惜从谢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 从柏林进口瓷器， 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 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
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 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 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 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美亚杂志》 ）甚至， 这位堂堂的大老板， 他却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股份， 临终前， 在他给妻子留下的遗嘱上， 写着这样几个字：
“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 好好跟孩子们过。
” 这就是卢作孚， 果然是“一个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 。
（徐盈之语）
卢作孚搞实业有长远的眼光， 他知道自己一个人毕竟有限， 那么， 就要靠教育的作用。卢作孚说：
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关键是人的建设， 社会改革的核心是人的训练。
于是，
他从开办成都通俗教育馆开始， 在“建设新川南” 的口号下， 相继在泸州的川南师范学堂等学校推行“新教育” ， 并在社会上开展移风易俗、 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 当年带头剪发的新女性代表人物胡兰畦、 秦德君等， 都曾在他开办的学校任教， 卢作孚还开办了传播和提倡新思潮的暑期讲习会， 聘请恽代英、 萧楚女、 陈启修、 沈雁冰等讲学， 启迪新知。
这些实践， 正是我们后来才认识到的所谓现代化， 从某种角度上看， 其实就是人的现代化， 而在卢作孚看来， “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 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 村现代化起来” ， 这“现代化” 除了必备的“硬件” 建设外， 也不可没有“软件” 的建设和开发， 它就是人民的公民意识、 自治能力、 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 健康与体能等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就此而言， 卢作孚绝不仅止于一个实业家， 他还是社会的改革家， 即翁文灏所说的“第三种人” ， 他们往往能够“超越思想文化领域中体用之争， 将学以致用奉为最高准则， 并且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自主创新和充满爱国热忱” 。
抗战胜利后， 卢作孚还有一个建设四川乃至全中国的宏伟计划， 要在战后建设一个“现代的强有力的国家” 。
至于他的方案， 则是保留私有制以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 同时又以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为手段（“如果中国整个经济建设有计划， 每一经济事业又有其精密的计划， 则中国未来的可能发展的速度， 又当比苏联为大了” ）
， 也就是说， 须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 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出现的那些痼疾， 以防止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垄断以及严重的贫富差距。由此不难想象， 当年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 的社会， 应该说是有着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的基础的， 这是中国战后的一条出路， 这条出路把社会变革的成本和代价最低化和最小化了。
那时的卢作孚试图以此走出一条综合不同范畴的文明成果、 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第三条道路， 可惜， 这种曾经予以热情想象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却被新的内战打断了。
卢作孚生前曾说：
“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 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 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 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 汽车路、轮船、 飞机、 电报、 电话， 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 工厂、 农场， 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 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 这些建设事业都是国家的根本。
” 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 在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 是不应该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