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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经费支出
16 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的要求；10 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重申了逐步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国内生产总值 4%的规定；3 年前，《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唯一的数字量化指标分外显眼，“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4%”。然而，直至今天，4%的目标对于教育工作者、对于关心教育发展的人们来说，依然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想。
可能的办法：区域经费转移支付解决中、西部高等教育经费不充足的办法有很多，但最有效的是依靠中央政府和发达省(市、区)对不发达地区进行“中央—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和“地方—地方”的横向转移支付。
在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困扰中西部高校发展的现实“瓶颈”。
2006 年，东部地区高等教育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平均增幅为 14.67%，明显高于中部地区的 9.62%，也高于西部地区的 10.17%。而在衡量地区教育经费水平重要指标——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比较上，东部地区也明显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1996 年，生均高等教育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在 9000 元以上的有 4 个省(市)，3 个在东部 1 个在西部；在 6000 元以上的有 18 个省(市、区)，东部占有 10 个，西部 5 个，中部 3 个；在 6000 元以下的有 12 个省(市、区)，东部没有，西部 6 个，中部 6 个。2006 年，31 个省(市、区)生均高等教育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分布情况与 10 年前基本相同，其中 4000 元以下的省(市、区)有 14个，其中东部 1 个，中部 6 个，西部 7 个。从绝对数来看，差距是明显的：1996 年北京的生均高等教育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 11192 元，同年江西和贵州分别为 4421 元和 4897 元；2006 年差距进一步拉大，北京为 18228 元，江西和贵州分别为 2219 元和 3905 元。
造成中、西部高校教育经费不充足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以归结为：1.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2.高校布局的不平衡，东部是我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中部次之，西部又次之。从教育部直属高校数来比较，2005 年东部有 47 所，中部有 12 所，西部有 12 所；从进入“211 工程”高校的分布情况来比较，2005 年东部有 63 所，西部 17 所，中部 17所；从进入“985 工程”高校的分布情况来看，2005 年东部地区有 16 所，占大多数，中部地区有 6 所，西部地区仅有 5 所。3.中西部高校非政府经济来源单一，获得的社会服务和捐赠收入少。
解决中、西部高等教育经费不充足的办法有很多，但最有效的是依靠中央政府和发达省(市、区)对不发达地区进行“中央—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和“地方—地方”的横向转移支付。有学者论证了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地域流动性，即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中、西部省份实际上是在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输送人才，人力资源的强者愈强的“马太效益”已经开始凸显。而转移支付机制是弱化教育经费投入“马太效益”的关键，它是调整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横向和纵向平衡的重要手段，其目标是实现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全面提高和均衡发展。
部分专家、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和论证指出，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安徽、江西、贵州、四川、湖北、甘肃等中西部教育经费不发达、不充足省份的转移支付力度。从生均事业费的情况看，1996 年中西部的晋、豫、鄂、湘、川、陕、宁、徽、赣、黔、甘排在倒数十名，2006 年晋、徽、鄂、黔、陕、赣、湘、川等中西部省份仍排在最末。通过纵向(中央财政)和横向(发达省份)加大对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发达省份，可以采取教师轮换、基金发展、经验交流、督导评价、经费支持等多钟手段进行帮助和援助。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缩小省际间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基尼系数，从而推动我国教育整体和谐、公平、有序地发展。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省际之间教育经费支出将会进一步稳步地缩小；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省际差距还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在相对较高的发展态势之中。
由于各地各校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原因，现实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和地域性。在我国，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显著：2006 年北京市的人均 GDP 为 50467 元，是贵州时值 5787 元的 8.72 倍。同时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与支出水平通常也相对较低。从省际间的差距来看：2005 年北京市的教育经费投入为 522.72 亿元，预算内教育经费为 208.42 亿元，普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人均预算内事业费分别为 4619.52 元、5515.76 元、6587.17元和 17036.50 元；同年，贵州省的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139.48 亿元，预算内教育经费为99.07 亿元，普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人均预算内事业费分别仅为 885.91 元、1010.96 元、1575.45 元和 3721.96 元。从地区间的差距来看：据统计，2006 年我国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在 4000 元以下的省份有 14 个，其中中部地区 6 个，西部地区 6 个，东部地区 2 个；这一格局与 10 年前的排序基本相同：1996 年排在我国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最后的12 个省份中，中部占 6 个，西部占 6 个，东部没有。
在国际上，通用衡量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基尼系数。而对基尼系数的测算则习惯运用“五分法”即对样本的最高 20%与最低 20%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说明和比较。教育经费的投入和支出研究也可以运用这一方法。应当强调的是：教育经费支出公平是实现教育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的先决条件，然而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匮乏。由此，笔者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了 1996—2004 年我国各级教育的 20%教育经费支出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间的比例关系。
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比例：省际间差距不断缩小
现阶段，我国的义务教育涵盖小学和初中两个阶段。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义务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了拓展，其重心已由强制学龄儿童入学逐步转移到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与责任之上。这一过程是以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改革为推动和保障的。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历经两次改革：第一次是由税费改革之前义务教育财政投入负担主体“以乡为主”转变为 “以县为主”。2005 年，在考虑我国国情(部分县级政府财政困难)的基础上，负担主体再次转变为 “以省级和中央财政为主”。此次改革的重点在农村，主要目标是要解决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民负担重、农村教师队伍待遇低、农村校舍硬件差等历史遗留问题，从而在义务教育的层面上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不公平程度。
在这两次转变的过程中，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各省市区的教育经费投入和支出都在快速增长，由于受惠于 2000 年执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 2005 年的“两免一补”政策，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省际之间的不公平程度正在不断缩小。参照 1996—2004 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 1997—2004 年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1996 年我国小学教育总支出和事业费支出最高的 20%地区与最低的 20%地区的累加比值分别为 9.12 和8.60；到了 2006 年，这一比值分别为 8.47 和 7.40，分别减少了 7.1%和 16.2%。类似的情况还有初中，1996 年我国初中教育总支出和事业费支出最高的 20%地区与最低的 20%地区的累加比值分别为 12.07 和 11.17，2004 年这一比重分别下降 12.9%和 4.3%，为 10.51 和10.69。
高中阶段：先上升、后下降
1996 年我国高中在校学生数仅为 769.3 万，当年的招生数为 282.2 万；2004 年在校高中生规模增加到 2220.4 万，招生数增长到 821.5 万；2006 年则更是分别达到了 2514.5 万人和 871.2 万人。数据显示，1996—2006 年的 10 年间，我国处于高中入学人口高峰阶段：10 年来，我国高中在校学生数以年增幅 12.57%的速度增长，招生数年增幅也高达11.93%，仅次于高等教育的增长幅度。
伴随着高中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我国高中教育经费的筹集、管理与支出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由于我国高中评价激励机制的缺失和不完善，由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学校的“重点效应”的惯性影响，我国高中教育经费支出较多的地区往往是教育和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以及部分中部地区尤其是高中和高校集中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而农村则主要将教育经费集中于县、乡最好的一到两所中学——规模、分数与经费投入和支出的联系在高中阶段是最紧密的。
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1996—2004 年以来，我国高中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幅度略高于规模增长幅度：1996 年我国高中教育总支出和事业费支出分别为 1812.37 亿元和1434.61 亿元；到了 2004 年，教育总支出和事业费支出分别为 8093.77 亿元和 7099.23 亿元。1996 年，我国高中教育总支出和事业费支出最高的 20%地区与最低的 20%地区的累加比值分别为 11.84 和 10.18，这两项指标分别在 1999 年(事业费支出 14.32 倍)和 2000 年(总支出 15.54 倍)到了最高值；2004 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 11.56 和 10.81。
大学阶段：省际间差距不断拉大
随着美国教育财政专家约翰斯通(D. B. Johnstone)的“成本分担”理论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以“谁受益，谁付费”为其特点的高等教育经费筹集机制改革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得到了全面的推广。1996 年我国国家财政拨款占到中国高等教育投入的 78.56%，到了2004 年，这一比重仅为 44.73%；而另一方面，私人支付的学杂费所占比重上升到30.73%，社会团体个人办学经费所占比重上升到 5.80%。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在我国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高等教育财政的经费总量，拓宽了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也深刻影响到这些经费的支出和分配的情况。1996—2004 年的 8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规模由 302 万增长到 1334 万，年增速为 20.40%；同期，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由 369 亿元增长到 2258 亿元，支出由 280 亿元增长到 1944 亿元，每年分别增长 25.41%和 27.41%。
衡量省际之间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公平程度的总支出最高的 20%地区与最低的 20%地区的累加比值则比高中和义务教育阶段都要高一些：1996 年这一比值为 15.70，2002 年达到最大值 21.23，2004 年为 18.10，有回落的趋势；类似的，高等教育事业费支出最高的 20%地区与最低的 20%地区的累加比值在 1996 年为 13.83，2003 年达到最高峰 18.23，2004 年又下降到 17.23。整体而言，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经费支出的省际间差距是在不断拉大，尤其是政府拨付的高等教育预算内事业费支出的差距以每年 2.79%的速度增长，高于高等教育总支出省际间 1.79%的差距年增幅。
结论与启示
我国各级教育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之后，应当看到的是：随着我国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教育财政投入多元化、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资助体系的逐步完善、教育支出部门和项目预算管理的日臻成熟以及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政策扶持，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均衡或非均衡的发展。从义务教育的区域发展来看，虽然仍是东部要好于中部和西部，但是这种差距正在不断地、平稳地缩小；在高中阶段，由于招生和财政政策的包容性与需求导向，重点地区、重点学校的“重点效应”在 2000 年前凸显，2000 年以后由于我国督导评估机制改革和高中国家奖学金资助的初步实施，“重点效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稀释”；在省际间教育经费支出差异性逐年拉大的高等教育阶段，由于成本分担实践使得各地区通过多渠道筹资保障了高等教育所需的经费支出，其后期的“摊平”效益将逐年显现。
当然，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各地的义务教育全面提高离不开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投入、落实政策，一些落后地区迫切需要保障入学率、控制中学辍学率、切实改善教师待遇、逐步取消“重点学校、重点班级”从而遏制中小学乱收费的问题，切实保障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应该说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各地区如何弱化高中阶段的“重点发展”策略，协调好高等教育的“地区竞争”和“地区合作”。学校学科专业合理布局，有效发挥高等教育与科技产业园、社会文化服务等问题，也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省际之间的教育投入和支出的协调发展。能够预见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省际之间教育经费支出将会稳步地缩小；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省际差距还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在相对较高的发展态势之中。
“不达标”：教育经费之殇
由于义务教育财政负担主体定位问题，我国的地方政府既要顾及义务教育又要顾及非义务教育，这使得一些不发达地区各级教育经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保障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对教育(教育财政)的重视和监管水平的不足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教育经费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与支出是我国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和提高的财政保障及先决条件。由于各级教育的产品属性的不同，各级教育经费的投入主体和方式也不尽相同：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执行的教育，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其教育本身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基本特点，其收益对国家和社会都具有较强的“外溢性”，因此主要应由国家(中央政府)来负担。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的竞争性和排他性高于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的竞争...